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时期(220—265年),户口数字缺乏明确记录。西晋初,陈寿撰《三国志》,有纪传而无表志,内容失之过简。南朝宋裴松之作注,博引群书,以补其阙,始有蜀后主炎兴元年(263年)降魏时“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,领户二十八万,男女口九十四万,带甲将士十万二千,吏四万人”,及吴天纪四年(280年)王浚于孙皓受降时“收其图籍,领…户五十二万三千,吏三万二千,兵二十三万,男女口二百三十万”的记载。其后南朝梁刘昭为成书晚于《三国志》的晋司马彪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作注云:“(魏)景元四年(263年),与蜀通计,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,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”,减去同年蜀户口数,则魏有户663,423,口4,432,881。唐杜佑《通典》即综合以上数字为“天下通计户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二十三,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”。与同书记载的东汉桓帝永寿三年(157年)10,677,960户,56,486,856口相较,尚不及七分之一,降到了我国有史记录以来人口数字的最低点。
1.三国户口数字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
曹魏统治下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,是东汉末黄巾起义军受到地主武装的血腥镇压,以及继之而来的军阀混战的主要厮杀场,再加上天灾频仍,人口有了空前的减耗。全国精华所在的东、西两京及其附近的河南、三辅地区,在董卓及其部将的劫掠下,“名都空而不居,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”,青州“邑有万户者,著籍不盈数百”,冀州在曹操占有其地时,得户“三十万众”,只及东汉时的二十分之一,其人口减损之多,当可想见。
曹魏承汉末丧乱之后,经过四、五十年相对稳定局面,生聚孳息,由于广行屯田,兴修水利和招徕流民,使东汉以来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又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,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。如两淮地区,“自寿春到京师,农官兵田,鸡犬之声,阡陌相属”,达到“资食有储,而无水害”,再加上曹魏对农民剥削的程度比东汉为轻,在《收田租令》中规定:“其收田租亩四升,户出绢二匹、绵二斤而已,他不得擅兴发”,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农田亩产量提到了历史时期的新水平,由东汉末建安时的“令亩收三斛”,提高到“白田收至十余斛,水田收数十斛”。从左思《魏都赋》所述“绵绣襄邑(今河南睢县),罗绮朝歌(今河南淇县),绵纩房子(今河北高邑西南),缣帛清河(今山东临清东北)”,可见丝织业在汉末严重破坏以后也已得到复苏:而汉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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